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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朝阳区CBD周边为何还有乡

2018-10-30 11:38:10

北京朝阳区:CBD周边为何还有“乡”

图①:朝阳区东坝地区民俗文化节。

图②:朝阳区平房地区石各庄村便民服务队。

图③:朝阳区农村文化活动。

图④:朝阳区南磨房地区紫南家园社区全景。

图⑤:朝阳区东风地区组织外来务工青年参加地区运动会。

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,推进城镇化,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,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,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、编制发展规划、建设基础设施、提供公共服务、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。

在城镇化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,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如何转变职能、创新管理,是至关重要的问题。

现行的乡镇政府管理、村民自治等基层治理制度,不断完善成熟,在经济发展、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保障作用。同时应当看到,其中的一些具体制度,是在“城乡二元”框架下设计的,从实施情况来看,也存在管理错位、服务缺位等问题。

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,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,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,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。贯彻落实《决定》精神,必将推动城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、治理法治化、治理规范化。

本版推出“城镇化视野下的基层治理”系列报道,通过样本调查,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。

——编者

北京市朝阳区,是日新月异的首都新城区,在这里,有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,有全国闻名的CBD(中央商务区),聚集着绝大多数的外国驻华大使馆。

这里是北京市面积的城区,却分布着很多农村。奥运会主场馆所在地直到2011年才正式摘下“乡政府”的招牌;从CBD出发,仅需10分钟路程,就能进入“某乡某村”的行政区域范围。

就是这样一个“半洋半土”的区域,不由得让人生疑:它到底是城市,还是乡村?没了农业,农民怎么办?

与许多农村地区不同,朝阳区的农村地区被定位为国际商务中心的拓展区、配套区和服务区,这也就决定了它必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。在没有完成撤村之前,农民也要享有同等的市民化服务和管理,而原有的“乡村”行政建制,要在农民身份转换、集体资产处置完成后再撤销。

撤乡改城市建制,需满足三大条件

朝阳区470.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近3/4都是农村地区。从繁华的北京CBD向东行8公里,不到20分钟,就到了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。门面统一为明清建筑风格的“古家具一条街”红红火火、人来人往;集中住宅区是整齐的仿古建筑,一层出租做商铺,二三层居住,大红灯笼高高挂;村里的社区服务站提供的各类服务,和中心城区没什么两样。

谁能分清这里是城市还是农村,街边行走的是市民还是农民?

村干部告诉,早在北京五环路和绿化隔离带建设时期,村里的所有农用地都已被征用,没有了农业,村里靠发展古典家具产业壮大集体经济。2010年开始,村里就开始实施村庄社区化管理。目前,村里户籍人口约6200多人,还有农业户口750余人。居民有社保,村民同样享受村里的退休金等待遇。

虽是“乡”、“村”的建制,但外表已和城市无异,高碑店乡高碑店村的状态,是朝阳区众多乡村的代表。朝阳辖区目前还有19个乡,农村地区共有154个村和171个社区。

有人会问,为何不快刀斩乱麻,将已初具城区面貌的乡、村改为街道、社区?朝阳区委农工委副书记刘伟解释说,撤销乡、村改为城市建制,需要满足三个条件:集体性质的土地全部征收为国有土地、农民全部转为居民身份、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处置完毕,只要有一个条件没有达到,就无法完成转制。不过,虽然建制未改,但各乡政府早已加挂“地区办事处”的牌子,设置的工作机构还与城区内的街道机构设置对接,“这一设置已将农村地区纳入城市的管理范畴”。

历经10年,洼里乡“蜕变”为奥运村街道

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,朝阳区是北京的“菜篮子”、“米袋子”。从2000年开始,伴随着北京市道绿化隔离带建设,朝阳区农村地区进入了城市化的快车道。位于东三环、四环之间的乡村开始了大规模农民搬迁“上楼”。2009年,朝阳区又将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8个乡的41个村划入土地储备,近6万农民搬迁“上楼”。大量的农民开始转工转居、纳入城市社保体系,生产、生活环境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。

农民进城“上楼”、享受城市化服务在前,撤村撤乡在后——朝阳区农村城市化推进的历程,浓缩在“奥运村”的变迁上。

2008年奥运会主场馆所在地洼里乡,坐落着鸟巢、水立方、国家体育馆等奥运地标性建筑,是朝阳区近一个圆满完成城市化后“消失”了的乡。

2001年前,洼里乡还是农村,生活着8000多名农民。申奥成功之后,奥运工程开始建设,洼里乡城市化进程加快,土地全部征为国有,农民转居。当时,农民房租收入不少,但为了奥运积极支持拆迁,并外迁重新安家。

政府机构随之改革。2003年,洼里同时设置了洼里乡政府和洼里地区办事处,“一套人马,两块牌子”,既服务农民,也服务居民。第二年,“洼里”这个名字变成了“奥运村”,依然是“乡政府”和“地区办事处”合二为一。

2011年5月16日,在满足“三个条件”之后,朝阳区奥运村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。历经10年,洼里乡终于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“蜕变”。

过渡阶段,机构交叉设置,干部双向负责

城市化的进程,造就了一批身负双重的“乡村”干部:乡的干部同时也是地区办事处的干部,村里的干部往往也是农村社区的干部或社工。

从高碑店再往东10公里,是朝阳区的常营回族乡。早这里只有11个村,其中一个已成立居委会。在绿化隔离带建设中,11个村的村民拆迁“上楼”,分散住进了两个农民新社区。同时,乡里还有一批新建商品房社区,有早年拆迁安置的老社区,有如今北京市的保障房社区。地区总人口17万人中,户籍人口仅约2万人,其中农业人口7000余人。

“当初乡政府是这么多编制,如今也还是这么多编制。编制的短缺制约了地区的管理和发展。”常营乡党委副书记李冠男说,“同一项工作,面对农民和居民就需要不同的方式方法,因为农民、居民的思想观念、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差别。对干部队伍的要求就更高了。”

社区化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,因为涉及农民身份转化、土地资产处置等问题,原有村的建制暂时还不能撤。这使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严重不相适应。李冠男介绍,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包括村居行政体制交叉,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相对剥离,社区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如何隶属等。

“有的都管,有的都不管;都管的管不好,都不管的更糟糕”,有人这样形容体制打架的弊端。但是,常营乡摸索出了“村居合一”的工作模式,在原有的村和现有的社区间实行“交叉设置机构,双向发挥作用”:干部实行村和社区职务或党政职务“一肩挑”,保留原村级组织成员的身份、职责,保证村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落实不断档。

“开着宝马扫大街”,“上楼”之后怎么办

截至目前,朝阳区有约23.4万农民搬迁“上楼”。农民“上楼”容易,但没了土地,如何养活自己?

第三产业成为农村地区的主导产业。早在“十一五”末,朝阳区三次产业比例就达到0.4:24.2:75.4。刘伟说,如何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,实现其“身体与思想同上楼”,是农村城市化首先要破解的难题。

伴随着征地拆迁补偿所带来的巨大收入,一些地方出现了“拆迁农民开着宝马扫大街”、“离开了土地,离不开麻将室”的现象,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变得刻不容缓。

从“十一五”开始,朝阳区就着手实施农民市民化工程,统筹解决就业、保障、教育、卫生等民生问题。对“肯上进”的新农民,政府制定培训规划,免费培训、介绍工作。同时,从心理健康、理财投资、就业培训等方面,给农民送培训。各乡都在有条件的社区设立了心理咨询室、聊天室,还举办理财培训班、发放理财手册,向村民传授理财知识,引导村民理性支配补偿款项。

除了技能输出,朝阳区还重视优良文化移风易俗的作用。通过挖掘传统民俗文化、培育基层群众文化和发展现代文化产业,近年来,朝阳区在农村地区共组建1025支文体队伍,建设123个文化广场、160个文体活动中心、585处居民健身工程。直接面向群众、服务群众的活动场所和品牌活动,为提高农村地区群众的素质搭建了有效平台。

与此同时,城区的公共服务也逐步向原来的农村地区扩展。2012年完成60个社区服务站标准化建设和61个社区用房改扩建项目,方便市民生活的“一刻钟社区服务圈”已覆盖121个社区。16个村还试点建立村级社区服务站,82个村庄实行社区化管理。本报余荣华

原标题:北京朝阳区:CBD周边为何还有“乡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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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中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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